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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點到家……我玩太晚了。蘊爸蘊媽早已就寢，蘊探出頭，用一種很逗趣的表情輕聲道：「差點報警。」我滿懷愧疚比了個道歉手勢向她晚安，明天就要搬家，實在太貪玩了些。
一早，來了六個老家在四川農村的年輕人，黝黑精瘦卻力大無窮，連冰箱、沙發都輕易單人反手上背。他們不看我們不講話，只是訓練有素快速工作。我除了監工著實無事可幹，先在樓上看守一箱箱待搬行李，之後再到樓下繼續守望。所有預備離去的，在極短時間內通通上車，包括我與蘊蘊一家人。
我從沒搬過家，帶上所有家當，隨著貨車駛離，眼見原來居住的房子愈來愈遠、愈變愈小，心情有些複雜。我和蘊媽擠在一起，緊握著手，為了怕四川人聽懂，她刻意以台語說話。四川小子抽著煙，同樣操著我們不懂的方言交談。這樣的空氣，令我窒息。
就這樣，告別居住三天的光熙門，我來到位於東四十條的新家，離蘊蘊實習的東直門醫院步行可至。東四十條是筆直六線道大路，離市中心紫禁城很近，幾乎不塞車。我每天早晨在東四十條上搭公車，只需四、五站就能經過地安門，還有我最喜歡的北海、什剎海，所有這城市最美的地方。連我心目中全北京最可愛的男孩，都覺得能住在東四十條簡直棒透了，還發願他將來攢夠錢，第一棟房子就要買在這。
一直到離開北京，我都沒發現東一～三十九條在哪裡，可我確信東四十條是最好的一條。
完全不記得自己幫什麼忙，只知忙到下午兩點，蘊爸告訴我：「差不多了！」蘊抄了新居地址塞給我，這張紙片的用途，是在我夜歸找不著回途時，可以直接遞給計程車司機。
雖然到北京後我與蘊幾乎沒有深談，但對兩個十幾年都沒什麼改變的人而言，似乎也不真那麼必要。之前在台北時，我每回讀著她從北京寄來的短信，輕描淡寫著北京校園早春、香山楓紅、街道飄雪，就感覺當年那個小潘迎紫一直在我身邊，而我們從來沒有長大。世上有一種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，就是在講我們；如果有人覺得我們哪裡變了，那一定是因為他們本就沒有認清。
下午兩點這種尷尬時間，剛好能去一個我一直想去的地方—景山，對讀台灣歷史教科書版本者，說「煤山」毋寧更為熟悉。沒錯，就是那個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，在李自成攻入紫禁城當晚，上吊自縊之處。
這個四百多年前的故事，曾在兒時害我邊讀邊哭將起來，當時幼小腦袋，由衷覺得世上最可怕的事莫過於此，差點送去收驚。縱然現我已知人間慘事無盡，不過景山（煤山於清乾隆年間改名景山）這座造成我童年創傷的假山，實在非爬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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